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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为什么抱怨公积金?

2014年6月7日,在一向风平浪静的新加坡,发生了一场以本地标准来看堪称“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性活动:据报道有6000多人在新加坡唯一被允许进行公开示威的芳林公园集会,抗议国家的公积金养老制度,批评政府运作公积金制度的手法不透明,给的利息太低,不能满足新加坡人的养老需求。

久负盛名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在本地流行的名称是其简称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如今被为数不少的新加坡民众如此激烈批评,颇为令人感叹。长期以来,CPF是被当作一个不是福利、胜似福利的养老安排,得到很多称道甚至是模仿。当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建立公积金制度,也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新加坡现行的CPF制度,是英国殖民政府在1955年建立的,目的是让新加坡人为养老提前储蓄。从本质上讲,CPF是一种强制储蓄制度,政府以法令形式要求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必须将其工资收入之一部分储蓄起来,以为养老或其他重大经济需求预先准备资金,员工就职的公司也被要求做出相应的配套缴纳。根据最新的规定,大致来说,对于55岁以下的员工,个人须缴纳自己月工资的20%,雇主要缴纳16%。也就是说,每个月存在CPF里的钱要占到该员工月收入的36%左右,月积年累,这将会是一笔数额不菲的钱财,而且在法理上完全属于该员工自己,而不是像在一些福利国家一样,是属于政府补贴的福利。

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公积金局,对所缴纳的资金进行全国统一管理和使用。简而言之,这笔钱政府用来进行各种投资,给会员支付一定的利息,也允许会员在特定情况下使用和支出CPF存款。经过演变之后,如今会员的CPF分为3个账户。一是普通账户,其存款可用来购房、购买CPF保险,也可用于投资和子女教育。二是特别账户,用于养老需要及购买养老相关的金融产品。三是保健账户,用于支付医疗费用。政府坐拥CPF巨款用于投资建设,会对会员支付一定利息,根据最新规定,对普通账户资金支付2.5%的利息,对特别和保健账户支付4%的利息。

这种无需政府负担甚至能给政府带来大量财务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今渐显疲态,颇受诟病。这种制度设计的理念、演变和今日碰到的问题,可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提供某种启迪。

“家长”替“孩子”管钱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很早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东亚特色的“模范养老制度”。在《东亚之锋》这本很早就研究东亚发展模式的经典著作中,作者霍夫亨兹和柯德尔就将CPF当作东亚国家“社会保障筹金与工业增长的整个办法”的一个范例,给予极高评价,“既尊重了传统的自助信念,又努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保障。用现今流行的说法,新加坡现在已经找到了同时具备大炮和黄油的途径”。

公积金的数额有多大?2013年CPF的总余额是2000亿美元,而2012年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700亿美元,也就是说2013年CPF总值占到其前一年GDP的74%!可以说,政府掌管了来自人民的巨额财富。

CPF制度首要所体现的是新加坡特色的负责任的“严父”治国方式,以及李光耀不搞福利国家的决心。人民要努力工作才能过上好生活,政府不以福利取悦大众。李光耀一开始对这一点就很明确,尽管他早就察觉“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但其他发达国家的教训对李而言也很重要: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理解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体才承认福利国家的失败。”

不搞制度上的福利,但也要解决民生问题。新加坡政府通过法律,对人民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予以限制,旨在保障人民(1)在退休时有足够的储蓄,(2)一套完全自由没有按揭贷款的房产和(3)足够的钱支付医疗需要。换言之,虽然政府不提供福利,CPF的钱完全是人民个人存下的和雇主为人民存下的,但政府“为了人民的好”,强制替人民做了这个主。

说到根子上,李光耀代表的新加坡政府,骨子里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内心不相信人民能够彻底为自己负责。比如公积金制度在住房之外,还被延伸到了卫生保健领域。李光耀坚定地认为,政府不应该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因为免费医疗“这个理想和人类的实际行为是互相抵触的”。如下言辞,非常鲜活地表明李光耀对人民的自控能力有着何等的怀疑:

“在处理政府诊疗所和医院提供免费抗生素的问题时,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当时医生每次免费配给病人抗生素后,病人服用了两天,觉得病情没好转,就扔掉剩余的抗生素。然后,他们向私人医生求诊,自己花钱买抗生素,吃完整个疗程的药,病就痊愈了。因此,我决定医生每开一次药病人须付5 角钱。这项收费,后来随着工资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而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