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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亲历故事 见证辉煌历程(风从东方来——国际人士谈新中国70年发展成就)

图为乔治·芒斯杨(左二)与一位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病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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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6月19日,西蒙·尼古拉斯·霍沃思在翻阅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他的家族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书信。

本报记者 强 薇摄

图为7月8日,谢尔盖·马洛佐夫(右二)在C919飞机工程模拟器里向他的同事们讲解飞行原理。

王 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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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全球疾病防治作出更多贡献

(法国)乔治·芒斯杨

70年来,新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我看到医疗投入逐渐增加,一切变得越来越好:医院大楼拔地而起,诊疗设备愈发先进,医疗保障逐步到位,教育培训体系日臻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将进一步促进学科发展,并将相关医学实践经验应用于沿线国家,造福广大人民。

肝包虫病是一种恶性寄生虫疾病,法国东部、中国西部、中亚与西伯利亚的寒冷牧区都是该病的高发区域。由于它没有对症的特效药,过去曾缺乏成熟的手术技术,一度被视为“不治之症”。1986年,我和法国贝桑松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同事们探索出根治这一顽疾的方法,开展了世界首例肝包虫病患者的肝移植手术。

1991年,后来长期担任中国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新医大一附院”)院长的温浩教授了解到我们的手术后就多次联系我。我被中方的求知若渴打动了,邀请温浩来我这里进行为期一年的临床肝移植培训。温浩学成回国后邀请我到中国去,为中国医生介绍手术医治方法。1997年,我在中国一连完成了3台手术,创造了中国国内首次进行肝包虫病解剖性肝切除手术的纪录。

过去22年里,我每年都去中国数次,同中国各地前来观摩与调研的同行交流。我到过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哈密、库车、喀什做手术,也曾到过青海的西宁、玉树。小手术一般要做两三个小时,较为复杂的肝移植手术则需要十几个小时。肝包虫病的防治工作依然面临挑战,希望我的微薄之力有助于推动相关医学技术在中国得到应用和推广。

我依然清楚记得,很多年前的一天,我正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迎面走来一位老乡。他拉过我的手使劲摇晃。他不会说英语或法语,就用一只手在自己肚子上比划。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我做手术救治过的病人。他认出了我,在感谢我咧!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70年来,新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我初到乌鲁木齐时,路面上到处是自行车或毛驴车。新医大一附院只是一栋老旧的黄色矮楼,门诊、病房、手术室、放射室的设施都很简陋。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我看到医疗投入逐渐增加,一切变得越来越好:医院大楼拔地而起,诊疗设备愈发先进,医疗保障逐步到位,教育培训体系日臻完善。

如今,当年的国际合作正在开花结果。贝桑松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已成为医学专家,在各自领域独当一面。他们进行了很多成功的手术,发表的论文和报告量多质高,获得非常好的国际反响。在法国国家外科科学院及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定期举行的学术交流会议上,中国医生们都是座上宾,他们常因作出突出贡献获得学院的荣誉头衔。

今年1月29日,我邀请温浩在一场学术会议上向同行们介绍他在肝包虫病领域首次进行的自体肝移植手术。我为学生们的成就感到骄傲和欣慰。没有老师不期待学生超越自己的,因为没有超越就没有进步。

现在,来贝桑松大学进修的中国医生更多了,两国年轻医生的双向交流也更为频繁。我们的合作领域从肝包虫病扩大到生物医学、药剂学、放射医学等多个学科。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包虫病预防与管理合作中心在中国新疆落地。未来,中国将为肝包虫病的学科发展与全球疾病防治作出更多贡献。

我很荣幸地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颁发的“中国天山奖”。其实,我那些年轻的中国同行们更应该获得这些荣誉。他们肩负着重大责任。我年事已高,总有一天会上不了手术台。我相信,医学的未来属于这些敬业的年轻人。

“一带一路”倡议把世界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它将进一步促进学科发展,并将相关医学实践经验应用于沿线国家,造福广大人民。

(作者为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贝桑松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外科主任,本报驻法国记者葛文博采访整理)

中国的科技创新蓬勃发展

(英国)西蒙·尼古拉斯·霍沃思

70年来,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中国是一片创业的沃土。

中国的科技创新蓬勃发展,大量创新成果涌现。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不断增强,这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和前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