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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威体育】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建构与乡村实践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显学,理论体系日益完善,但乡村作为其重要的实践基础,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乡村新闻传播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传统和中国国情、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现代性意义上“再造中国”的伟大社会探索,理应被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视阈,进而形成一整套从乡村实践中提炼出的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内容、思路和方法。以新闻传播实践倒逼新闻理论,有助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同时还能以新闻传播实践研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关 键 词:

  中国特色新闻学/乡村实践/乡村振兴战略

  作者简介:

  沙垚,男,江苏南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北京 1000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视阈下的乡村实践研究”(18CXW012)。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并列举了11个学科,其中包括新闻学。自此,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显学。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不少新闻传播学者纷纷转向乡村。乡村之于社会主义中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追溯到延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也是从山沟沟里发展起来的”。[1]因此,乡村的新闻传播实践理应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实践基础。尤其是,中国特色新闻学与乡村振兴是什么关系,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展开深度对话,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一、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日益完善

  首先,有学者从宏观角度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建构理论体系。如柳斌杰回应了“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口号还是科学的问题,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条件已经成熟”。[2]陈昌凤、虞鑫同样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植根于中国的新闻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发展方向”,是从“当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3]郑保卫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四个坚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4]

  其次,有学者分门别类地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比如在话语体系方面,童兵提出“在文化合力中推进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5]蔡惠福、顾黎提出要“沉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实深处,立足自己的实践形成自己的理论,实现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6]在学科建设和高校教育方面,胡钰等学者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角度关注了新闻学教育的问题。[7]丁柏铨[8]和王润泽等人则关注新闻业态和行业实践的方面,如王润泽提出,需要业界和学界的对话,来形成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认同,同时以深厚而广泛的国际视野,将中国特色新闻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即“贡献于中国也贡献于世界”。[9]

  最后,中国特色新闻学不是仅仅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方向,而是为整个新闻传播学科提供指导思想,在西方市场化和专业主义的新闻业走入末路之际,其宏伟愿景可以实现新闻传播学的某种救赎。正如李彬和李海波所提到的那样,这殊为艰难,甚至无法抵达,但其意义在于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想象”另一种新闻图景,探索人类新闻业的未来走向;更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持续的辩证运动,在动态过程中,摸索创造出一个更加合理的新闻世界,既回应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的重大问题,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有实践意义与价值内涵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①

  二、将乡村实践纳入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视阈

  乡村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体系中几乎是失声的,很少有研究者将乡村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来源之一。这是有原因的,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奔走于香港—上海走廊上的知识分子,兴办新式媒体、学校、银行等,便是通过告别乡土中国的方式来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中国庞大的内陆乡村和底层世界始终是一个远远落在现代文明身后的他者。”[10]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话语正日益成为新闻传播学科主流话语,那么其过程中遮蔽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是从延安山沟沟里发展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传统。如今文化自觉的“新时代”,能否为“新闻学敞开前所未有的学术空间”,[11]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与乡村传统。这不同于当代舶来的“传播学”,而是立足中国大地,完成革命的、现代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使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观念成为人心所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研究价值应当得到更多的强调和重视。

  在新闻传播学科范围内,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相关的乡村研究主要在如下三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