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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薛珺  彭子洋

  2018年3月,由于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整合,中央决定我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任党组书记、副主任。重回中心,感谢组织的信任,也时常回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后,1988年底我正式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工作。毕业前,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王梦奎同志曾要我到他那里工作,林兆木同志当时是综合组组长,我的师兄、好朋友郭树清也在计委研究中心综合组。由于孙尚清老师希望我到他身边工作,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八年间我先后在市场流通部、市场经济研究所和宏观经济研究部工作。
  
  由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专门的咨询研究机构,再加之自己正当盛年,中心八年是我学术生涯一段“丰产”时期。据不完全统计,1989-1995年,我共发表论文170余篇,撰写、主编或参与撰写的专著12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货膨胀成因与治理、宏观经济分析、产业组织研究和计划与市场关系四个方面。
  
  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处在一个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的特殊时期。中国经济改革重心从1984年转入城市以后,改革的思路基本上是一种渐进型的“双轨制”。从宏观管理体制看,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所有制发展格局看,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补充;从价格体系看,是以国家定价为主,市场定价为辅。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当时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和经济学界开始研究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并形成了两种主要思路:一是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中心的改革方案;二是以价格改革为主,配套进行财政、税收、计划等改革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比选和讨论,1988年年中,中央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决定以“调放结合”方式推进“价格闯关”改革。由于种种原因,“价格闯关”改革尚未正式实施就带来了商品“大抢购”和物价过快上涨,引发了持续数年的通货膨胀。我一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工作,便参与了通货膨胀的研究与治理工作。市场流通部的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1985年与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一起,整合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同志。由于市场流通部的前身是价格研究中心,熟悉物价工作,便承担起了这项研究任务,
  
  具体负责人是时任中心党组成员、市场流通部部长田源同志,部内参加人员还有王育琨、李由鹏、任兴洲、陈共炎等同志。正是这一研究任务的需要,我的研究重点开始拓展到宏观经济领域,开始深入研究价格、货币等问题,并成为我一生都在关心和参与的研究题目。我对通货膨胀成因和对策的研究持续了3年左右。1991年上半年,中心领导派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拉美通货膨胀问题,回国后还在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才晓予和顾问杨鲁同志的带领下,到英国、意大利考察两国的通胀治理经验和教训。在英国考察期间,由于原定承担翻译任务的同志患病,我被“赶鸭子上架”承担了翻译任务。尽管我知道这是勉为其难,好在刚从美国回来,又熟悉相关理论,大家还认为我翻译得不错。
  
  这段时间,围绕通货膨胀成因和治理,共发表了11篇论文。比较重要的被收进《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和对策》(田源、王育琨主编,我是主要作者之一,哈尔滨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中国通货膨胀研究》(马洪、高尚全主编,改革出版社1990年出版)。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控制总需求、保值储蓄和暂停“价格闯关”,物价大幅上涨势头在1990年就得到了有效控制。消费价格指数由1988年的18.8%、1989年的18%,回落到1990年的3.1%。但是,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也在回落。1988年GDP增长11.3%,1989年和1990年仅分别增长4.3%和4.1%。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也从治理通货膨胀转向防止国民经济的紧缩,我研究工作的重点也同时转向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研究。这一研究兴趣伴随着我之后的所有工作经历,成为一条30年不间断研究的主线。特别是1995年1月,中心党组调我到宏观经济研究部任部长,对经济运行的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为我当时的主要研究任务。1989年,在《财贸经济》第6期发表了《紧缩效应和进一步紧缩的方向》,提出要坚持“紧中求变”的战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尤其是科学的和强有力的调控手段,促进经济结构在总量紧缩中优化。1990年在《财贸经济》第11期发表《目前的经济形势及今后调整与改革的方向》,在《经济研究》第5期与乔刚同志合写《适当增加最终需求逐步消除市场疲软》。1992年在《金融研究》第2期发表《1991年宏观经济运行留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训》,在《财贸经济》第4期发表《1991年中国的宏观经济与经济政策》。这些文章对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从控制总需求转向扩大总需求做了诸多理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这里特别要提到《货币、货币主义与货币政策》这篇发表在《金融研究》1992年第11期上的文章。1992年8月,《金融研究》编辑部邀请部分经济学家在甘肃兰州召开了一次理论研讨会,专题研究当时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我在会上提交了这篇论文,就我国储蓄的性质定位、货币的内生与外生等重大金融问题发表了意见,认为居民储蓄不只是消费剩余,也是一种金融资产,不会随时成为“笼中虎”;中国货币的供给主要是内生的,货币供应只要是适度增长,就不要过分担心。虽然我不是专门研究金融问题的专家,但这篇文章我认为是自己这一时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学术性与实践性结合得最好的论文,现在我也要求我的博士生们研读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