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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

  三、社会语境、背景知识、情感认知与话语接受效果

  国际政治话语在一定的国际社会语境下产生,并对话语的理解产生了框定性影响,框定了理解的边界,而个体受众的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则在理解过程中起了引导和过滤作用,导致某种特定意义的生成。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语境、知识背景和情感认知都对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接受过程和最终的意义结果产生影响。

  (一)社会语境、意义与话语理解

  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是理解和意义生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为受众理解国际政治话语和生成主体性意义提供了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框定了理解的边界。话语的理解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由言语者说出,之后为言语对象所接受,是在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特定语境之下产生。(37)人在行动时往往会参考历史与传统,这些构成了行为体行动和推理的社会语境起点。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影响话语被理解、接受和意义的再生产过程,话语的理解会因为文本接受的背景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38)人们在理解信息时,并不仅仅依赖简单的推理,而是依赖当时的语境即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处于同一文化中的行为体具有共享知识和相似的意义结构,对事物的理解也易趋同。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不同,产生的理解也不同,不同的理解者直接产生不同的意义,即便是面对同样的话语或现实,可能最终形成的意义完全不同。拉夫堡大学教授大卫·迪肯(David Deacon)认为,话语受众研究应该分析更广范围的社会文化结构,因为它框定了整体社会沟通过程,对媒体文本、其制造者(媒体机构层面)和接受者(日常生活层面)都产生重要影响。(39)国际政治场域下的话语活动也是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而该语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话语议题的产生、政策内容、传播手段,决定了话语受众的最终认知。

  语境的影响使受众产生的意义实际是一种场景意义(situated meaning)。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基辛格所言,事实很少不言自明,它的意义、分析和解释取决于环境和相关性,至少在外交领域是这样。(40)话语及其意义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语境联系在一起,而语境是语言正常使用和社会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语言学领域21世纪出现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也体现了语境对理解的重要性,体现了意义的理解需要语境化的观念。语境不仅局限于话语出现的语义环境,还包括话语沟通的参与者、时间、地点等临时环境。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弗斯(John R.Firth)指出,“有关世界的意义的理解都发生在语境下,脱离语境来研究意义是不可取的”。(41)法国认知科学家但·斯博波(Dan Sperber)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深入探讨了话语事件中参与者的意图,认为同一句话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是因为说话时的情境、参与者及其意图的不同而造成的。(42)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强调,语言并不是简单的符号和表象体系,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语言的意义在于语境和语言的使用。(43)对话语和意义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语境的分析;对国际政治而言,这还包括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言语行为发生的具体国际政治背景。

  无论是在语言语境还是其他认知语境中,当一个认知结构本身在最近被激活时,或与其紧密的结构被激活过,它会保留残存的激活,并会在更高的能量水平被再次激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言语受众选择某一个意义,而非其他意义。(44)例如,2016年,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期间,当人们听到《巴黎协定》时,会首先想到中美两国在峰会期间同时批准和接受的《巴黎协定》,也会想到中美两国的大国合作。而2017年7月,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理解的差异是由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所决定。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政治语境是当时国际环境大背景的具体化,例如,国际格局或国际秩序的变化、双边关系的态势走向、特殊国际事件等。国际环境大背景对理解话语与事实提供了认知基础和推理基础,把理解引向特定的方向。例如,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被置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框架下来理解,因此,诸如军演和国防计划等为保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措施,经常被相互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美国害怕中国削弱它世界第一的位置,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45)再比如,“9·11”后,尽管“9·11”事件委员会提交了详尽报告,但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和伊拉克开战,美国是在保护自己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产生这种理解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环境使人们先有了认知基础,在面对新的信息时,人们只接受与原来认知框架相吻合的事实。(46)

  (二)背景知识、习惯与意义理解

  整个社会世界是由不同的现实和不同的理解构成(47),而个体背景知识和习惯的不同会导致对同一话语或事实的不同理解。